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亮红灯 保护区边界调整亟待规范--旅游频道_吊丝男士5

www.2bbuu.com

2018-11-26

惠民卡盟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亮红灯 保护区边界调整亟待规范--旅游频道_江小美

春去春又回演员表

yokuu

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亮红灯 保护区边界调整亟待规范--旅游频道_吊丝男士5

“绿盾”巡查人员核对位于青海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内拉贡水电站的发电数据,并拍照取证。2017年年底,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局曾分别对拉贡水电站、尕多水电站开出过行政处罚决定。处罚决定书明确指出,两个水电站属于违法经营并对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而长达10余年的违法经营,处罚金额只有不到1万元。

9月11日,针对拉贡水电站、尕多水电站“罚而不停、以罚代改”的情况,环境保护部官方微信作出通报。

巡查人员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监管,确保整改落实到位。”“自然保护区存在这么多问题,我们认为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认识不深入、重视程度不够。”崔书红指出,有的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守法意识淡薄,为侵占自然保护区的开发活动开“绿灯”;甚至在整改过程中,有的工作人员还弄虚作假,敷衍整改。保护区边界调整亟待规范在“绿盾2018”中,巡查组在安徽发现,宣城市泾县经济开发区长期违规侵占保护区双坑片区核心区土地近300公顷,保护区管理局不但不履行监管职责,甚至变更保护区范围和功能区划,为非法侵占行为站台,私自调整保护区边界,用山地换湿地,表面看似面积没有变化,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真真切切只能生活在水里。

“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边界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划定的,整个县城都在保护区里面。

”安徽宣城的领导在约谈会的整改表态环节还在以边界不合理为由,为侵占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行为辩护。

在巡查过程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申请调整保护区的边界”几乎是每个地方政府都向巡查组提过的建议,甚至在一些地区,“保护区边界划定不合理”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挡箭牌。

在我国,根据区域内部生态价值,自然保护区一般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三个功能区,对人类活动有严格限制。

除实验区可进行参观考察、旅游等活动,核心区和缓冲区通过物理的隔离,构成了一个“无人区”,以确保原始生态不受干扰。

据了解,我国的第一个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56年,但自然保区条例颁布于1994年。

尽管60多年来,我国的保护区、保护地建设体现逐渐完善,但由于专业水平限制、政策的导向性等问题,保护区边界划定不尽科学合理,部分保护区甚至在核心区内还存在大量原始居民,管理方式粗旷。

“绿盾”巡查组专家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举例说,一些省级水生动物保护区,没有充分了解受保护动物的生活习性,将县城区域的水库、电站、主要道路,甚至整个村、整个镇甚至整个县都被划入了保护区的情况并不少见。

当初,保护区划分面积大,可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支持和人员编制,但随着社会发展,保护区可以获得的红利逐渐淡化,区域发展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当巡查人员问起自然保护区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的时候,多个保护区管理机构都把“保护区内的原始居民数量庞大”列在了困难清单的首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留意到,甘肃、青海、西藏三地关于“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中,均提到了保护区内存在数量庞大的原始居民,为保护区的依法管理造成困难。

据统计,甘肃省自然保护区内常住人口达60万人,青海省自然保护区也尚有30余万人世居其中。“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严格保护的法律规定与民生改善、区域发展的矛盾日益积累,民生改善特别是脱贫攻坚项目因核心区、缓冲区严格管控受到影响。”某保护区管理局负责人曾抱怨,由于无法避让保护区,国家和省级规划确定的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落地实施。畜牧业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产业。有专家提出,随着自然保护区保护力度的加强和城镇、生态、农业“三区”划定工作开展,畜牧业发展空间受限,影响农牧民生产和民生改善,同时由于拆迁、搬迁的养殖场尚未制定具体统一的补偿标准,部分养殖户难免遭受损失。巡查组建议地方,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学校、公路等涉及民生的项目,不要搞一律停止的“一刀切”。日前,生态环境部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我国将在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初步估计全国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将达到或超过国土面积25%左右。崔书红坦言,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部分自然保护区的设置是基于抢救性保护的目的,导致保护区划的面积过大,有的城镇很大部分划在保护区内,确实存在着范围和功能分区不科学、不合理的情况。生态红线划定工作吸取之前的经验教训,尽量做到与地方的生产生活区域不交叉、不重叠,让生态保护红线能够起到真正的严格保护作用。违法成本过低,生态破坏屡禁难止2017年7月11日,由原环保部、原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原农业部、原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联合发文开展“绿盾”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也就是几天后,中办、国办对外公布《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的通报》,多名甘肃官员因祁连山生态问题,“扎堆儿”上了被问责的名单。通报中“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不彻底”“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不作为、乱作为,监管层层失守”“不担当、不碰硬,整改落实不力”等严厉的措辞,敲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警钟。在实地巡查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也频频听到:“祁连山生态保护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数据显示,2017年“绿盾”行动共调查处理涉及自然保护区的问题线索万多个,追责问责1100多人。2018年以来,共调查处理了万多个涉及自然保护区的问题线索,关停取缔违法企业1800多家,强制拆除违法违规建筑设施1900多万平方米,追责问责900人。巡查组到出现问题的现场时,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停止了,可是等巡查组走后再杀回马枪时,却发现生产活动仍然热火朝天。“绿盾”行动就像是一台“测谎仪”,让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弄虚作假、敷衍整改的问题得以暴露。为何我国的自然保护区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法律制度不健全、处罚偏轻、违法成本低是保护区问题高发的原因。”崔书红指出,我国的《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于1994年,受当时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偏轻,最低罚款100元,最高罚款仅1万元,“违法成本太低,不能对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接下来,生态环境部将督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层层压实责任,对“绿盾”专项行动发现的问题“拉条挂账”,形成清单,查明原因,整改销账。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并责成造成生态破坏的相关责任主体开展生态修复。“我们还将以建立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重大改革为契机,根据不同的价值定位、保护目标和管理模式等,对包括自然保护区在内的各类自然保护地开展归并、整合。”崔书红说。(张夺文并摄)(责编:田虎、连品洁)。